高新技术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南北方差异愈发显著(2)

相比传统产业公司，高新技术企业在发展前期，特别是在产品研发上对资金的需求更为迫切。如何通过更多更有效的渠道获得融资，成为科创型企业能否成长为参天大树的重要因素。

Wind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1月28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一共3561家。这其中，浙江430家，江苏397家，上海287家，安徽104家，也就是说，长三角三省一市一共1218家A股上市公司，占沪深两市A股总量的34%。目前，浙江、江苏、上海的A股上市公司总量分列全国各省份上市公司总量的二、三、四名，次于广东。

此外，黄汉权表示，产业配套政策和措施的差异性也是导致高新技术企业南北差异的原因。“有很多新产品和新技术在开发和生产上，需要很多产业配套政策和措施。比如，靠近消费品领域的制造业，我国比较强的两个区域分别是珠三角和长三角，这两个区域在产业上下游的关联度、物流成本和信息交流等方面都比较便利，而且在人力资源方面相对更丰富一些。”黄汉权对记者说。

对于上述问题，张振翼也向本刊记者表达了他的观点。在他看来，产业结构和营商环境的差异性是导致高新技术企业南北差异的重要因素。

张振翼认为，从产业结构来说，原来北方整体的产业结构偏重，而南方的产业结构相对较轻。如今，像化工、钢铁等比较重的产业已经走过了快速发展阶段，潜在增速下滑。而电子信息制造等则有较多升级机会，比如从深圳的电子制造产业基础上就跨界诞生了大疆和迈瑞这样的优秀企业。此外，受创新环境与创新资源的影响，南方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结合方面也走得更为靠前。

高新技术企业更看重啥

对佘元博来说，城市的人文氛围、政府的服务意识、政策支持等方面，成为吸引他扎根地方发展的关键因素。

佘元博告诉本刊记者：“从企业自身来说，需要更低成本的人力，以及更优越的政策环境。满足这些条件，企业自然愿意到这里来。”

张振翼对本刊记者表示，要想缩小差距，一方面要改善营商环境，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引导。

“产业结构调整并不是一边倒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也可以做得很好。政府要持续引导企业去转型，而不是单方面淘汰某些产业，寄希望于赶超型产业。一次就成功的概率并不高。”张振翼说。

作为传统经济大省，山东的经济发展曾一度领先全国。但近年来，山东经济发展与领先省份之间拉开了不小的差距。2018年两会期间，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曾自揭“短板”，对标杆找山东的差距。刘家义历数近年来山东发展之落后，认为山东面临着“由别人追着跑到追着别人跑”的窘境，提出山东需要“新旧动能转换”。

张振翼认为，只有从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发展阶段出发，才能真正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政策，引导地区产业的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

在人工智能领域，目前，长三角已成这一产业集聚地之一。纵观长三角区域，上海明确把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作为优先战略，力争建设成为国家人工智能发展高地，目前拥有22家“中国人工智能100强企业”，全市人工智能产业规模达700亿元左右，核心企业达150多家；江苏在南京、苏州、常州等地区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希望到2020年相关产业规模超过1000亿元；浙江则力争到2022年，培育20家国内有影响力的人工智能领军企业，形成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500亿元以上；安徽集聚了以科大讯飞为代表的数百家上下游相关企业，初步形成了以合肥、芜湖、马鞍山等市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产业集群。

如今，新兴产业集群对地方转型升级带动作用增强。据悉，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超过40%，福建泉州和湖北武汉的集成电路、湖南株洲的轨道交通装备、安徽合肥的平板显示等都实现了集聚发展。

“如果是把高新技术企业看成种子，政府应该提供好的土壤、水分、良好的空气，以及外部的阳光。”黄汉权告诉本刊记者，“首先要搭建一个好的营商环境。其次政府要提供好的基础设施和配套政策，培养好的人才和创新环境。缩小差距不能只靠一两个企业，还需要政府做好服务。”

文章来源：《北方文物》 网址: http://www.bfwwzz.cn/qikandaodu/2021/0626/115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