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墓出土文物与史料相印证--朝阳在辽代是北方纺

提 要

契丹借助纵贯欧亚大陆的草原丝绸之路，与宋朝和西方各民族互通有无，开展密切的经贸交流。近年来出土的大量辽代丝织品表明，朝阳地区在辽代是北方纺织业中心。含有契丹民族特色的纺织品成为抢手货，进一步促进了草原丝绸之路的繁荣。

兴中府是北方纺织业中心

近日，记者在朝阳博物馆见到一方辽代“兴中府绫锦印”，作为辽代纺织业兴盛的重要物证，这方铜印默默地向人们诉说着辽西地区的繁华。

兴中府是朝阳在辽代时的名称。朝阳博物馆研究员周亚利告诉记者，辽、金、元时期，民族融合加剧，来自北方的游牧和渔猎民族与北上的汉族在大凌河流域进一步融合。各民族相互学习，共同发展，创造了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尤其是辽代的纺织业，源于中原又呈现出契丹民族特色，在当时很受欢迎。

史料记载，契丹族早期居住在辽河上游一带。这里多山林，气候寒冷。契丹人以游牧和狩猎为主，多以兽皮为服。在建立政权之前，契丹的纺织品主要来自掠夺和回赠。据《辽史》记载，唐哀帝天佑二年(公元905年)冬，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率领7万人马在云州(今山西大同)和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结盟，互称兄弟。耶律阿保机赠送了1000匹战马和随军带来的上万只牛羊，李克用回赠黄金与丝绸。契丹会同元年(公元938年)，辽太宗率军进入中原，掠夺了包括丝绸、书籍、乐谱、铜像、石经、法器在内的大量战利品后，返回北方。

除掠夺和回赠，还有中原政权定期向契丹纳贡丝绸。辽太宗夺取了地处中原的幽云十六州后，后晋皇帝被迫每年向契丹提供30万匹丝绸。1005年澶渊之盟后，北宋每年向辽支付20万匹丝绸，后来又追加10万匹。不过，有研究者认为，这些丝绸都属绢帛类，大部分是纱，只能用来做衣服的衬里和内衣，不适合做外套。

为了满足上层社会对高档丝绸的需求，契丹开始大力发展纺织业。

周亚利介绍说，契丹人最初只掌握简单的纺织技艺。为了发展纺织业，契丹在建立政权之初，从中原掳掠来大批纺织业工匠，安置在以兴中府为中心的大、小凌河流域，一起迁到此地的还有原渤海国工匠，因为这一地区从“三燕”时期就开始植桑种麻，盛产蚕丝。从此，这里聚集着大量的纺织手工业者，他们集中在大大小小的纺织作坊和“杂院”中，从事着各种丝、毛、麻织品的纺织、刺绣和染色工作，使这里的纺织品“锦绣组绮，精绝天下”。

《辽史·地理志》记载，为了管理纺织作坊，朝廷在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南)、兴中府、锦州等地设置绫锦院，管理锦工、织纤、锦绣等手工业。绫锦院高手云集，许多工人带来中原地区最先进的丝织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专供皇室贵族、达官显要享用，朝阳博物馆珍藏的“兴中府绫锦印”就是管理绫锦院的官印。

北宋皇帝用 契丹丝绸赏赐近臣

契丹的纺织业有多发达?北宋出使辽国的使臣洪皓在《松漠纪闻》中记载:“(契丹人)善结金线，织熟锦、熟绫、丝罗等织物。以五色丝线织成袍，甚为华丽，又善捻金线织花树。”这一珍贵史料描绘了辽国境内纺织业的繁荣景象。

兴中府所产的丝绸非常精美、品种全，带有明显的契丹风格，其品质甚至超过了北宋境内所产丝绸。比如在内蒙古出土的辽代“红罗地联珠人物纹绣经袱”上，绣了一个骑马架鹰的契丹人。至辽代中期，愈来愈多具有契丹民族特点的丝绸成为贵重的国礼。《宋史·真宗纪》记载:“景德二年(1005年)，帝以礼物宣示近臣……今多工巧，盖幽州有织工耳……必以所献绮帛分赐中书、枢密院。”从中可见，北宋皇帝把辽国的丝织品当作贵重物品赏赐给近臣。

近年来，辽代墓葬中出土大量的纺织品实物，进一步确认了史料的记载。

作为辽金史专家的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冯永谦向记者讲道，在1974年春，考古工作者在法库县叶茂台村发现了一座辽代砖墓。石棺内的契丹妇女身穿十余件华丽衣裳，有长袍、短袄、裙、裤、套裤等。这些纺织品都是用桑蚕丝织成，有绢、纱、罗、绮、锦等七大类90余个品种和规格。

其中最名贵的是以金丝入织的缂丝，这里出土的一件缂丝金龙被长2米，用金线织出巨龙图案，并衬以火珠、山水、海怪等，是缂丝中的极品。冯永谦介绍，缂丝织金是一种很稀有的工艺，目前仅叶茂台辽墓中有出土。该墓出土的其他纺织品的工艺也很有特点，有的纺织品原料丝不超过6克。“这说明辽代的纺织技术非常高超，刷新了我们对辽代纺织工艺的认知。”冯永谦说。当然，为辽代纺织品繁荣作证的不仅有叶茂台辽墓出土文物，1970年，在内蒙古解放营子辽墓出土的织锦、绫、罗、刺绣上有用“夹缬”和“蜡缬”法印染的各种花纹。

文章来源：《北方文物》 网址: http://www.bfwwzz.cn/zonghexinwen/2022/0426/154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