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件绿松石文物汇聚一堂，天蓝水碧松石古“青(2)

嵌绿松石铜牌饰 夏 河南二里头遗址博物馆藏

湖北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藏商代绿松石镶金饰件,是盘龙城遗址首次发现的金玉镶嵌饰品,也是中原文化系统出现最早的成型金玉镶嵌饰件,对于研究我国早期金器和金玉镶嵌工艺具有重要意义。考古人员初步推测这件饰件是一件兽面形器物破损后而形成的两个部分,其中右侧部分较为完整。这件兽面形器物由金箔片和绿松石片组合而成,其中可见金箔片5个、绿松石片496个。面部长约13厘米,残宽约5厘米,眉毛、眼睛、牙齿是由金箔片装饰而成,躯干及尾部长约10厘米,宽约2.5厘米,可能原本是镶嵌在漆器或木器等有机物上。

出土于金沙遗址祭祀区的嵌玉片漆木器,是目前成都地区发现的最早使用镶嵌工艺的漆器,属晚商西周时期。它表面雕刻兽面纹饰,在巴掌大小的残片上,采用十几种白色薄玉片和绿松石片镶嵌图案,最后以红漆勾勒轮廓。这件文物整体红绿相间,色彩丰富,层次分明,是古蜀时期镶嵌工艺的代表。

相较其他材质的文物,漆木器对保存环境要求更高。由于它木胎完全腐朽,仅剩漆皮黏在泥土上,刚出土时就被紧急封存在有机硅胶中保护起来。此前,它曾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两次临时展览中短暂露面。此次来与观众见面非常难得,也是这件文物首次外出展览。

此外,在金沙遗址发现了较多的绿松石珠,一般体量较小,两面穿孔,打磨精细。它们几乎都散落分布于金、铜、玉、石器中,没有完整的组合形式。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绿松石珠、管可能原来是作为串饰使用。

“秦剑之星”依然光华夺目

两周之时,周王直接统治的帝京一带与诸侯国都把绿松石视为装点富丽的珍宝；秦汉一统,绿松石装饰工艺日臻精湛,绿松石文化也呈现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特点。

湖北省博物馆藏镶绿松石铜豆,是战国时期的文物。这件铜盖豆饰以绿松石镶嵌的联凤纹、鸟首龙纹。通体采用嵌错法,这是典型的战国青铜装饰工艺。豆是一种食器,形似高足盘,或有盖,用于盛食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陶豆,青铜豆从商代晚期开始出现,盛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有趣的是,1976年,在山东济南长清岗辛战国墓,也曾出土战国错铜丝镶绿松石盖豆,通体饰红铜丝与绿松石镶嵌而成的几何勾连雷纹,是济南出土的重器。

镶绿松石铜豆 战国 湖北省博物馆藏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藏的金柄蟠虺纹镶嵌绿松石铁剑,是东周黄金铸造工艺登峰造极之作,被称为“秦剑之星”。它的发掘实属意外,而其主人的身份更是疑雾重重。上世纪90年代初期,考古队在陕西省宝鸡市南郊的一座仅有5平方米的古墓发掘中,发现大量珍贵文物,其中一把铁剑最令专家震撼。剑体为纯铁制作,剑柄为纯金打造,主题纹饰为蟠虺纹,镶嵌绿松石和料器饰件。金柄铁剑采用了浇铸、铆合、镶嵌相结合的工艺技法,用两种熔点不同的金属铸造同一柄剑,对工艺要求之高可想而知,充分说明了春秋时期的秦人不仅掌握了金与铁的冶铸技术,而且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相隔数千年,展露在世人眼前的“秦剑之星”依然光华夺目。研究人员认为,这件文物上镶嵌的绿松石色泽均匀,制作工艺高超,十分具有代表性。

内蒙古博物院展示的嵌宝石虎鸟纹金牌饰,它是战国时期文物。出土于内蒙古鄂尔多斯阿鲁柴登匈奴墓,图案以虎形为主体,其张口露牙,四肢前屈,虎身镶红绿宝石七块。北方游牧民族以猛虎来寄寓自己的族星——昴星(二十八星宿之一,由七颗星组成)。

绿松石镶金饰件 商 湖北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藏

此次展览,还有来自云南的多件古滇文物参展,其中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藏西汉珠被,可能就是古文献中所谓的“珠襦玉柙”,相当于“金缕玉衣”,既表明了古代贵族的身份,又体现了贵族们对“长生不老”的渴望。

魏晋隋唐以来,绿松石以天蓝水碧之色,跻身诸多名贵玉宝之间,备受宫廷推崇。草原民族和雪域吐蕃也甚为青睐,既用于美化装饰,也以其寄托信仰。像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藏吐蕃时期嵌松石立凤金头饰就是一件珍品,它采用锤揲、镂空等工艺制作而成。其造型最上一层为缠枝卷草纹,下面为叶片状,中间为一立凤。凤鸟腹部呈鱼鳞状,双翅由金片锤揲而成,其边缘饰镶嵌松石的联珠纹,制造非常精湛。

从早期的贾湖遗址到明清时期,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绿松石文化的发展见证了中华民族对美的追求及文化的包容和交流,也证明了长江和黄河同为中华文明的摇篮。盘龙城遗址博物院院长万琳认为,绿松石的考古研究是世界性的学术问题,作为我国首个集中呈现中国古代绿松石文化的展览,这些文物珍品可以让观众从绿松石文化的切面窥见不断包容互鉴、交流发展的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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