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元代北方草原文学的文化融合(2)

五是多种宗教文化的并存共生，使元代文化交融更加全面。萨满信仰是蒙古大元王朝国家宗教祭祀文化的核心，《元史·祭祀志一》说：“元与朔漠，代有拜天之礼，衣冠尚质，祭器尚纯，帝后亲之，宗戚助祭。其意幽深玄远，报本反始，出于自然，而非强为之也。”[4]1781意味着萨满信仰依然是蒙古民族追念祖先、渴求自然之神佑助的主要宗教行为。《元史·祭祀志三》说“其祖宗祭享之礼，割牲、奠马湩，以蒙古巫祝致辞，盖国俗也。”[4]1831同时，藏传佛教即喇嘛教也风行天下，“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乃立宣政院，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所辟举，而总其政于内外者，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4]4517一方面说明藏传佛教与萨满信仰的相近特性，另一方面也强调了“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政治意图，说明元代宗教实用主义的盛行。元人汪元量曾作诗说道：“释氏掀天官府，道家随世功名，俗子执鞭亦贵，书生无用分明；”[13]意味宗教的实用性、世俗性的极为突出，以至于《世界征服者史》讲到：“因为成吉思汗不信宗教，不崇拜教义，所以，他没有偏见，不舍一种而取另一种，也不尊此而抑彼；不如说，他尊敬的是各教中有学识的、虔诚的人，认识到这样做是通往真主宫廷的途径。他一面以礼相待穆斯林，一面极为敬重基督教徒。他的子孙中，好些已各按所好，选择一种宗教：有皈依伊斯兰教的，有归奉基督教的，有崇拜偶像的，……他们虽然选择一种宗教，但大多数不露任何宗教狂热，不违背成吉思汗的札撒，也就是说，对各种宗教都一视同仁，不分彼此。”[14]各种宗教文化空间广阔，从而初步奠定了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共生、发展的局面，对元代文化交融影响深远。

正是在此基础上，元代北方草原文学的文化融合之花夺目绽放，主要体现在文人创作队伍的民族融合、文学活动的民族融合、审美追求的文化融合等方面。

首先是文人创作队伍的民族融合。客观地说，古代文学史自先秦滥觞以来，其创作主体始终是以汉民族文人为主，虽时有少数民族作品问世，但多为民歌或贵族阶层创作；只有延至元王朝，挺立于文学史上的少数民族文人队伍才真正形成。元人戴良在《丁鹤年诗集序》中坦言：“我元受命，亦由西北而兴。若回回、吐蕃、康里、畏吾儿、也里可温、唐兀之属，往往率先臣顺奉职称藩，其沐浴休光，霑被宠泽与京国内臣无少异。积之既久，文轨日同，而子若孙遂皆舍弓马而事诗书。至其以诗名世，则贯公云石、马公伯庸、萨公天锡、余公廷心其人也。论者以马公之诗似商隐，贯公、萨公之诗似长吉，而余公之诗则与阴铿、何逊齐驱而并驾。他如高公彦敬、公子山、达公兼善、雅公正卿、聂公古柏、斡公克庄、鲁公至、成公廷圭辈，亦皆清新俊拔，成一家之言。”一是说在蒙古民族横扫西北大地过程中，西域地区的回回、吐蕃、康里、畏吾儿、也里可温、唐兀等北方少数民族更早地融合于蒙古民族的浩荡洪流之中，均表现出对于汉民族传统文化、文学的特殊的喜好，“舍弓马而事诗书”，完成了由弓马之业而向诗书之好的华丽转身，成为了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二是讲他们并非偶然为之，而是倾心创作，使诗文成为他们生活的有机组成，成为构筑自我精神世界、展现人生价值追求的主要载体，“以诗名世”，成为元代文化建设、文学演进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三是言西北少数民族文人在自觉不自觉汲取汉民族文学传统精华的基础上，各领风骚，自成一派，如清代顾嗣立所编《元诗选》初集二中所言：“要而论之，有元之兴，西北子弟，尽为横经。涵养既深，异才並出。云石海涯、马伯庸以绮丽清新之派振起于前，而天锡继之，清而不佻，丽而不缛，真能于袁、赵、虞、杨之外，别开生面者也。于是雅正卿、达兼善、仍易之、余廷心诸人，各逞才华，标奇競秀。亦可谓極一时之盛者欤！”而这一少数民族文人与汉民族文人并驾齐驱、共同挥洒的美好景象的产生，实是文人相互切磋、交流融合的结果。

元朝少数民族文人主要由西而来，而蒙古民族西征的过程亦是与西域各民族接触、交融的过程，尤其是维吾尔民族的先民。翁独健先生曾说：“其中居住于别失八里、哈剌火州一带的畏兀儿人，由于最先归附蒙古，在蒙古西征中亚、南伐中原的征服活动中效力甚多，因此很受蒙元统治者的信任与重用。畏兀儿人在元朝政治生活中颇为活跃。据《元史氏族表》的统计，畏兀儿人入仕元朝的竟达三十三族之多。至于畏兀儿首领亦都护及其家族，更被蒙古君主‘宠异冠诸国’。这个家族自巴而术阿而忒的斤降附蒙古后，格外受到成吉思汗的优遇，被准许‘仍领其地及部民’，世世承袭亦都护之职。”[15]实际说明，蒙古民族的征伐，虽然本质上是军事征战、王朝建立，但客观上加剧了古代北方各民族之间的融合。西域多种民族在自身广泛交融的同时，伴随着蒙古铁骑的不断南下，与汉民族深度交融。元人王德渊对西域色目薛昂夫极其了解，在《薛昂夫诗集序》中深刻解读其姓氏名字的民族文化意蕴：“薛超吾字昂夫，其氏族为回鹘人，其名为蒙古人，其字为汉人。盖人之生世封域不同，瓜瓞绵亘，而能氏不忘祖，孝也。仕元朝水土之恩，名不忘国，忠也。读中夏模范之书，免牛马襟裾之诮，字不忘师，智也。”[12]18充分说明薛昂夫深受多民族文化浸润，因此其姓氏、名字有着诸般文化内涵。蒙古族诗人泰不华与汉族文人交往更是密集，与之唱和酬答的既有虞集、杨载等元代诗文领军文人，也有西域少数民族文人廼贤等。元人苏天爵高度赞美他的诗歌创作，曾在《题兼善尚书自书所作诗》一文中评价道：“白野尚书向居会稽，等宋山，泛曲水，日与高人羽客游。间偶遇佳纸妙笔，辄书所作歌诗以自适，清标雅韵，蔚有魏晋风度。”[16]说泰不华如汉民族文人一样，留连山水、投身自然，日渐形成诗书遣兴抒怀的文人习惯，全然是古代文人士大夫的风神标格。廼贤是一位西域回族文人，在元代文坛上独占一席，他与南方文人过从甚密，曾拜汉族文人郑觉民为师，汉学修养极深；元著名学者黄溍说他“雅志高洁，不屑为科举利禄之文，平生之学悉资以为诗。”[17]凡此，均意味着元代文人创作队伍民族文化融合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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