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桐城诗学宗白取向(3)

不过，即使桐城宗白诗风源于公安派，二者间的价值取向及诗风选取仍有根本的不同，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桐城诗人崇白别有一番用心。

二、从自适向讽喻

白居易的生活情趣与袁氏兄弟提倡的性灵相合。袁中道云其长兄以白苏名斋，是“惟其似之，是以好之”，其似者有五，一是“温良重厚，胸中无半毫鳞甲”，与前贤“心同”；二是“赋性梗介，泊然自守”，与前贤“操同”；三是“爱念光景，耽情水石”，与前贤“趣同”；四是“操笔便有新意……诗律之脱而当，文字之简而有致”，与前贤“才同”；五是“宰官之身，皆契无生之理”，与前贤“学同”(25)袁中道：《白苏斋记》，《珂雪斋集》卷一二，第533页。。此中最核心的部分，在于白居易所奉行的自适的生活态度与情调吸引三袁。

袁宗道内心充斥着重重矛盾，正如其咏怀诗中真实流露的那样，他“爱闲亦爱官，讳讥又讳钱。一心持两端，一身期万全”，由此导致“顾此而失彼，忧愁伤肺肝”的苦闷(26)袁宗道：《咏怀效白》，《白苏斋类集》卷一，第6页。。显然，他徘徊在居官与归隐、自然性情与社会理性、性命享乐与生死忧惧之间不能自拔(27)易闻晓对袁宗道的矛盾思想有所分析，可参看。见其《公安派的文化阐释》第二章“袁宗道：公安派的全面定性”的相关论述，济南：齐鲁书社，2003年，第81～100页。，恰恰是白居易的生活方式为其提供解脱的依据。故而他津津乐道于白氏官至二品，罢官亦“有粟千斛，有太湖石、华亭鹤、折腰菱等物”；所居“据东都之胜，花鸟鱼池，仿佛蓬、瀛”；身体素健，家伎樊素、小蛮，“能舞霓裳”，晚年“尚能留樊素及驼马”；且有元稹、刘禹锡诸好友相与酬唱(28)袁宗道：《寄三弟》，《白苏斋类集》卷一六，第229～230页。。总之，处在矛盾痛苦之中的袁宗道遍寻古人，发现与白居易最为合拍。白氏何尝无袁氏之类的苦闷，他亦饱含“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的困惑，不愿大隐于太嚣喧的“朝市”，也不愿小隐于太冷落的“丘樊”，因此选择中隐，“隐在留司官”，由此带来诸种便利：“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29)白居易：《中隐》，《白居易集》卷二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90页。而此种自适的人生态度，不仅能在危难之中保全性命，且可以实现人生的享乐。这无疑正是袁宗道及其同胞兄弟共同的追求，他们对苏轼的仰慕，也是出于此点。

桐城诗人宗白，固然难以完全免除乐天及袁氏“自适”生活情调的痕迹，但处在易代之际，此种情调已缺乏社会基础，且他们在理学的主导下，于诗歌之情有严格的限制，如钱澄之云：“诗也者，发乎情，止乎礼义，准礼义以为情，则情必本诸性。”(30)钱澄之：《叶井叔诗序》，《田间文集》卷一四，合肥：黄山书社，1998年，第258～259页。显然，此与公安派所言之情大相径庭，而且很有可能是针对公安派之性灵说而发。同是闲适、感伤之作，桐城诗人与公安派的阅读感受截然不同，正如潘江诗中所云：“读其感伤诗，可以助悲酸。读其闲适诗，可以释忧患。”感伤与闲适之诗，本是富贵闲人的生活情趣体现，却成了桐城诗人助悲释忧的有效工具，而非全力追踪的对象。由此，最能得到桐城诗人青睐的，则是白氏“可以励薄顽”的讽喻诗(31)潘江：《有假予白诗未还者索得之喜成三十韵》，《木厓集》卷五，《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9册，第48页。。方文与潘江在此有着共同的旨趣。

方氏之宗杜与白，在于二者之间有根本的相通之处，即俱是《诗经》及汉乐府的最佳继承者。周亮工记其言云：

余闻尔止之言曰：三百篇尚矣。屈、宋而后，足以追踪继响者，惟汉人乐府。今观其《战城南》《陌上桑》《孤儿》《病妇》诸行，以及《焦仲卿妻》等篇，指事属词，微言托讽，为后代高曾之规矩，而少陵、香山，其源皆出于此。虽气格声响不能画一，而风旨所归，先后同揆，期于闻者足以感动而后止。(32)周亮工：《西江游草序》，《嵞山集·嵞山续集·西江游草》卷首，第771～772页。

他强调自《诗经》之后，屈宋之骚、汉人乐府、杜甫旧题乐府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即“指事属词，微言托讽”，而白居易正是这种创作理念的继承者。与此相似，乡人陈焯为潘江诗集作序时也重在其所秉承的讽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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