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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桐城诗学宗白取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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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学古典范的树立 明清之际,前后七子的复古理论及拟古诗风在诗坛上仍有很大的影响力,然其弊端也遭到时人的批判。桐城一地亦是如此。潘江提倡
三、学古典范的树立
明清之际,前后七子的复古理论及拟古诗风在诗坛上仍有很大的影响力,然其弊端也遭到时人的批判。桐城一地亦是如此。潘江提倡白居易乃至长庆体的契机,乃在于矫正里人“效王、李则患郛郭”之病(44)《龙眠风雅续集》卷二六上,《龙眠风雅全编》(九),第4462页。。对于七子派尤其是前七子,他并不一概否定,而是视他们为传统诗学的继承者。《与方直之论诗》其一云:
雅音不可闻,狂澜伊谁砥。煌煌三百篇,汉魏继余晷。下视齐与梁,有如繁星尔。陶公振靡趋,杜老研微旨。沿至成弘间,信阳差可拟。北地洵沉雄,其质近于俚。玄风渺难攀,嗣徽唯王李。奈何后来人,翩然饰容止。钟谭固为非,王李未能是。所以畅微言,努力追正始。悠悠四海云,斯道在吾里。(45)潘江:《与方直之论诗》其一,《木厓集》卷四,《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9册,第44页。
他将何景明置于陶渊明及杜甫之后,推为“雅音”在唐代以后的继承者;于李梦阳,虽不满其质而近俚的诗风,但对其“沉雄”之气概亦表现出赞赏之意。也就是说,潘氏对前七子的复古主张并不反感,认同拟古是作诗的必要之途。正因如此,效法李、何者得到他的肯定,他在上诗其二中又说:“汝叔更老成,出入何与李。”(46)潘江:《与方直之论诗》其二,《木厓集》卷四,《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9册,第44页。方其义之叔中有诗名者当为方文,在潘江看来,方文之所以能更老成,是因为其诗得益于前七子的两位领袖。同样,吴德操“上薄曹、刘,下蹑何、李”之作,潘氏赞为“有牢笼今古之概”;叶士瑛诗“力摹初、盛,不袭郊、岛”,吴道约诗“沉博绝丽,规模汉、唐”(47)分别见《龙眠风雅初编》卷三九、二八、三六,《龙眠风雅全编》(四)(三),第1523页、1038页、1401页。,他都毫不吝啬地予以赞美。
然而对于后七子,尤其是王世贞与李攀龙,潘江则持否定态度,二人虽是前七子的“嗣徽”者,但其“翩然饰容止”的模拟之风却令他反感。后七子的“郛郭”在于模拟古人过于看重外在,忽视根本。而里中诗人效法王、李,不免也有此种弊病。诚然他并不完全赞同李、何的拟古,但相比于王、李,更认同前者。为救治拟古之病,甚至李、何也不是最理想的榜样,他们将白居易树立为学古的典范。潘江曾与许来惠、方文等云:“长庆如元微之、白乐天,舒写性灵,钧陶物类,言人之所不能言,如人所欲言,极有唐诗人之变化,不可以洗近日词家之饾饤窠臼乎?”(48)许来惠:《木厓诗集序》,《木厓集》卷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9册,第6页。可见他们提倡乐天及长庆体诗,意在力挽拟古的“郛郭”或“饾饤窠臼”之陋。白居易学杜甫的方式,为他们提供学古法则。
首先,桐城诗人认为,白居易与元稹俱仰慕杜甫,并非谬附。潘江云:“香山入蜀,望浣花里而祀之;元微之亦云:‘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则元、白意中,何尝不好杜?抑何尝袭杜哉。今人盛毁长庆谬祔少陵,乌知其异世同揆也。”(49)潘江:《读白香山诗十韵序》,《木厓集》卷二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9册,第225页。潘氏所云“盛毁长庆谬祔少陵”之“今人”具体指谁虽不可考,但其时定有一种观点割裂元、白与杜甫之间的联系。对于此种观点,桐城诗人无疑是批判的,他们以元白的实际行动,力证二人好杜是出于真心,而非虚情。
其次,桐城诗人并不赞同白劣于杜论。此前诗史盛行杜优白劣论,苏辙云:“白乐天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50)《诗病五事》,苏辙撰,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栾城三集》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229页。张戒的观点更为鲜明:“元、白数十百言,竭力摹写,不若子美一句,人才高下乃如此。”(51)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57页。均褒杜而贬白。对于此类观点,方文甚为反感,他曾语周亮工云:“耳食之士,遂以少陵独步,非香山所可几,岂足为通论乎!”在他看来,杜、白二人虽气格、声律不能画一,“而风旨所归,先后同揆,期于闻者足以感动而后止。即有善析者不能歧两家而使之异辙。”(52)周亮工:《西江游草序》,《嵞山集·嵞山续集·西江游草》卷首,第772页。因此不能从表面上来比较杜白之优劣,而一旦深入到内在,则二家实异世而同揆,异辙而合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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